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世界某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几乎会以同步的方式被另一角落的人所熟知，似乎已经“全球同此凉热”了；这就引出了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紧张忙碌的生活让许多人内心浮躁，稍不如意就会罹患一些现代的身心性疾病，而这些身心性疾病好像具有传染性，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全球化时代的潮流牵着鼻子走，他们在享受着全球化时代某些新成果的同时，还以平静的心态，身居闹市却不濡染浮躁之心，紧张忙碌却不失生命本真，向往宁静的精神生活却又不拒绝现代文明的缕缕春风。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智者，是一代新隐士。
老外在中国发现新隐士
隐士，这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很神秘的群体，他们历史悠久，却默默无闻；他们精神充实，却生活简陋；他们关注天下，却很少涉身其中。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甚至还出现了一代代研究隐士的学者——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就是其中的一位。
20世纪90年代，比尔·波特和摄影师约翰逊来到中国，他们试图寻找当代中国的隐士——有着悠久隐士历史的中国对于比尔·波特来说充满了诱惑。他一步步地在终南山、华山、嘉五台、南五台、骊山、太白山等名山大川中跋涉。他找到了许许多多隐士，这些隐士犹如空谷幽兰，在溪流低诉、燕语呢喃的伴奏下眼观鼻、鼻观心，绵绵若存，吐故纳新，与大地同呼吸，与日月共命运——隐士就这样完全放松地、静静地在我们身边韬光养晦、潜龙勿用。“他们所履之地，草木不动，鸟兽不惊；所涉之水，波澜不起，漂叶不移；所行之空，尘埃不飞，轻风不旋……”
后来，他在北京、西安等地还见到了城市隐士。这些城市的隐士们身居闹市而不染铅华，生活紧张而张弛有节，努力赚钱而不被钱所奴役，默默奉献而又内心愉悦。他称这些城市的隐士为现代生活中的新隐士。
为了健康做隐士
我前几年隐居在中国北部一个著名城市的边缘。那时我每月拿着五六百元的薪水，每天都能到河边散步，还抽空爬到我屋后海拔几百米的山中看一看季节的风吹草动。那时我就对中国的隐士很心仪，还行了40多公里的山路到一片原始森林中寻找隐士，但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现代中国的隐士和以前的不一样了——他们不是远离人间的消极避世者，而是更乐观、更健康、更有作为的现代中国人。
2000年9月，当代中国的一位著名作家韩少功，放弃了他亲手创办的思想界重要的刊物《天涯》杂志社长一职，在农村购了一套平房，每天种菜、看书、写作，默默地远离喧哗过着一种隐士的生活。不过，他与古代隐士不同的地方是每天都上一上网，他犀利的文字之美依然会穿过时空的隧道，引领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
在东北，我的一个做官员的朋友被确诊为肝癌，医生说他只有3个月的寿命了。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就跟单位请病假，单位知道他活不了多长时间，就非常同情地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表示可以安心养病，不用考虑上班的事情。我这个朋友少年时有一个愿望就是成为一个画家，现在自己要抓紧这有，限的3个月时间，让自己享受一下做画家的乐趣。于是，为了完成自己这个最后的愿望，他从家中拿走了几万块钱，说是要到山上画画，结果一去就了无音讯，单位和家人都以为他死了。但是，3年以后他突然返回了家中，说自己的病彻底好了，还要求上班。大家都很惊奇，陪着他到医院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结果确确实实肝癌好了。原来他远离闹市到大自然中做了一个隐士，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既是他绘画的好素材，又是治疗疾病的好药方——3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死；1年过去了，他感觉全身轻松；3年过去了，他的肝癌竟然不治而愈。
北京文坛比较活跃的青年作家祝勇，有一年与友人一起住进京郊房山的云居寺。在那段时间里，每天读书、聊天、写作之余，他们就坐在殿堂的台阶上，遥望对面的青山，长久地不发一语。“那时我们都处于困顿之中，想从烦闷的现实中挣脱出来，透一口气。”“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正确。”“那些平日里占满头脑的俗念，那些斤斤计较过的得失，仿佛都成了前尘往事，不值得一提或不屑一提。”“然后，带着一颗一尘不染的心，轻松下山。”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何新就秉承了这一隐士传统，当国家需要他提出自己的建议时，他就出来为国家献计献策；而当其他时间，他就默默地隐居在自己的寓所中埋头研究和写作，不与国内外任何传媒直接接触，也不出席公开讲演等。他是当代中国的城市隐士。宁静的生活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现实问题，这个几年中，针对中国的现状，他提出了许多建议，而且有一些已经在现实中被采纳。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其实，不单单当代中国有许多隐士，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名山大川中都隐藏着隐士。比如，印度的瑜伽修炼者；比如，俄罗斯的一位核物理学家。
33年前，在莫斯科西南郊一所秘密实验室里工作的核物理学家阿道夫·尼古拉耶维奇·赫维尤佐夫，突然抛开优厚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遁入深山老林之中。最初，他隐逸到高加索的大山里，后来又辗转迁徙于俄罗斯南北的大森林。在山上实在活不下去时，他便改名换姓自称为安东，偷偷地溜下山来，找点活干。赚足了购买粗粮和茶叶的钱后，他又会到离人们远一些的僻静地方搭起帐篷，继续过他的隐士生活。
他最喜爱的生活环境是俄罗斯南部的高加索山脉和克拉斯诺达力边区。他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但有两个地方他是一定要经常返回的。他把这两个地方分别称为“健康之地”和“力量之地”。“健康之地”有可以治病、健身的泥疗泉，有一般人难以到达的绝妙的森林和林间草地；“力量之地”则是一片不很大的高原，到那里可以积蓄体能，增强机体的活力。
33年中，他熟谙了大自然中的一切，他能感受树木起伏的情绪，学会了与蜥蜴对话。但是，33年后，他又突然结束隐士生活，重归现代文明社会。重返现代文明社会的他更加热爱当今这个时代，他正以在大山里生活时的那种顽强毅力去探索全球化时代的美。他为此而更加热爱人类了。
隐士真的归来了，这件事轰动了全俄罗斯。不过，他却用亲身体会劝那些想抛弃一切而去做隐士的人说：不需要到深山中，真隐士其实更应该关心社会的进步，更应该心怀亲人的冷暖。隐士其实就是保持内心宁静的人。
什么是真正的隐士?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真正的隐士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当隐士呢?作为一名真正的隐士，心灵是否意味着消极厌世呢?隐士的精神世界到底潜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中国的《后汉书》中对隐士评价很高：“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噪，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庇物以激其情。”
我国著名学者南怀瑾说，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而站开了并不是不管。中国过去的隐士，可以不出来干涉现实的事，但他非常热心，希望国家太平，希望老百姓过得好。隐士并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在保留文化的精神。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王通，他在隋炀帝的时候，本来有志于天下，自己想出来干，但与隋炀帝谈过话，到处看过以后，知道不行，于是就回去做隐士。做隐士的时候，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培养年轻一代。到了唐太宗开国的时候，李靖、房玄龄、魏徵这一批开国元勋、文臣武将，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
在中国，老子、孔子、屈原、张良、诸葛亮，以及现代的何新等，他们或者一生有一段时间处于隐士的阶段，或者边隐居边心怀天下，或者先轰轰烈烈地做事然后再隐居，但是，他们所展示的却是中国人意气风发的创造精神，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进程。比尔·波特到中国寻找了隐士之后，对隐士下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而专门追逐名利的人是不被人尊重的。”“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我们要做新隐士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有当隐士的梦想，他想做一个灯塔看守人。他希望自己能通过远离物质来把握物质，通过脱离人群而更深刻地了解人群，通过潜心思考和积聚能量的灵魂修炼，而更加热爱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隐士的理解。与中国同样有着悠久隐士传统的印度，她伟大的已故隐士泰戈尔，把隐士思想归结为人人心中潜藏的一个愿望：“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住在这里’。”不用再到处寻找隐士了，隐士其实就深藏在我们心中。
在当代中国，隐士一般有以下四类。其一：道家的修炼者和佛家居士大部隐居在大山的深处，在用内心的激情感受丁大自然的风云变化的同时，默默地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其二，一些人本来在社会中有名有地位，但是，他们能放下一切去默默隐居——他们是因为身心的疲惫才不得不选择隐士生活的，隐士生活会重新焕发他们的生命活力，会校正他们忙乱的心灵罗盘，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再活跃于人生事业的舞台上，但是，因为他们当过一回隐士，他们内心里就会有心灵家园在不断地滋润自己的感觉；其三，一些人用隐居生活促使自己更深入地思考，因为宁静以致远。其四，在生活中忙忙碌碌的普通人，抽出一些时间也去做一回隐士——日月的精华和花草的芳香会洗去你身心的疲惫，从而让你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重新在社会上做一个骄傲的现代人。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没有必要像旧隐士一样做全职隐士，我们要做就做一代新隐士。
新隐士不是不理人间烟火，而是时不时让心灵更宁静，让步伐更轻松。新隐士，就是通过与物质生活保持距离来更好地享受生活，通过远离喧嚣来超越喧嚣，通过身心的宁静来酝酿身心的健康，通过恢复生命活力来为世界创造新的生机。
“新隐士”以身心为重。“新隐士”每天都用一定的时间“闭关修炼”：练CIC、练太极拳、练瑜珈……；“新隐士”生活有序，作息有节，饮食有度，身心舒适；“新隐士”身处喧嚣闹市，心在安然世外，正所谓“大隐隐于市”。新隐士不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望于外界环境，而把健康和快乐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代人，让我们去做新隐士吧。
